要找闵志廉，实在太难了，不是查房就是开会，要不就在手术台上，亏得遇上泌尿外科副主任朱有华教授，邀请我们先看一下他们泌尿外科的特色——肾脏移植手术，有个直观印象。于是我们来到我国现今完成肾移植例次最多、存活率最高的长征医院。手术室里，生命毫无遮拦地暴露在无影灯下，腹腔拉勾、止血钳、电烧器等轮番探入洞开的生命体，此时，你才能真正体会到站在生死之间，灵肉之间，外科医生的担子有多重——植入的不只是一只健康的脏器，而是一次新生的机会。
率领科内10名医生在手术台上、在实验室里与尿毒症、泌尿系肿瘤、肾上腺肿瘤等顽症争夺生命的正是泌尿外科和肾移植中心主任——闵志廉教授。
都说闵志廉眼光敏锐、善抓大局、举重若轻。这不正是与死亡角力、助生命突围的特殊战役需要的大将风范吗？
闵志廉长期的“战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对付顽敌”。尿毒症长期以来被看作“第二癌症”，唯有肾移植能标本兼治，延长生命，1980年从法国巴黎第五大学LaPitie医院进修回来，闵志廉就果断地提出：肾移植所需的医疗设备不算昂贵，适合设备少、基础弱的长征医院泌尿外科，肾脏移植应该作为泌尿外科的战略重点。
创业是艰难的，最难就是取肾。本市肾源不够，就撒网全国，哪有就奔哪儿，穷山恶水也要颠着长途车去。为赶上手术时间，保证移植质量，日夜兼程地急行军也是家常便饭——一次买不到坐票，闵志廉一路护着“宝贝疙瘩”站到上海！
天道酬勤，正确的战略加上攻坚作战，长征医院肾移植牌子树了起来，慕名而来的病人增加了长征的手术量，反过来又让手术质量更臻完美。来自东北的刘大爷病历上写着55岁，虽然这对当时的肾移植来说算“高龄”，但由于医院曾收治过几位四五十岁的病人，就给大爷安排了手术。手术特别成功，大爷感激之余也透出一个“秘密”——他已经68岁了，因为害怕被拒之门外而报了大大缩水的年龄，不错，当时国外的教科书上还明确规定肾移植的年龄上限是40岁呢！因错就错，刘大爷“帮”闵志廉创了一项医学纪录！
1999年，前来参观的国际脏器移植界权威、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斯塔若看罢手术，查完数据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真没想到中国的肾脏移植手术做得那么好！”岂只肾移植“一枝独秀”！由肾移植作“牵引机车”，其他手术和科研也上了“快车道”，科里还建立了肾脏保存、显微手术、组织配型分子生物学等多个研究实验室。人们说，亏得收缩战线，攻其一点，才有现在的全面开花。
闵志廉做手术，几乎没有一个废动作，解剖角度、力度，都掌握得恰到好处，那种熟练流畅的动作简直就像巧手绣花，年轻医生主刀能被人夸一句“嗯，有点闵主任的味道”，就是最高评语了。在20多年的临床手术中，有多少次在生死之间力挽狂澜，闵志廉自己也记不清了。而科里医生最记忆犹新的就是小孔迪的病例。
1997年，15岁的孔迪来到长征医院时，肾上腺肿瘤已大到可以看出明显的腹部膨隆。花一般的年纪却不能随意走动，甚至不能靠桌坐，因为哪怕轻碰一下，那个巨大的嗜铬细胞瘤就会增加激素分泌，催升血压到240以上，性命难保。孔迪父母曾带她到本市一家大医院就诊，医生说：这样的情况，既要去瘤，又不能碰瘤，难度太大，病人随时可能死在手术台上，望着女儿日渐清秀又日渐憔悴的脸，父母的心在滴血。“没有女儿，我们也不想活了！”闵志廉扶起要下跪的孔迪父母，我们收！
手术的日子到了，闵志廉鼓励小孔迪一起同疾病打一场恶战。这是怎样的一场恶战啊！事后医生们回忆说，真像走钢丝。手术过程中小孔迪血压大幅波动，一旁的助手都捏着一把汗，可闵志廉却依旧处变不惊。在最后要切除肿瘤的时候，手术台上的空气简直凝住了：巨大的肿瘤与下腔静脉粘连，这可是人体上被称作“老虎屁股”的地方。骑虎难下——要快摘瘤，生怕撕开这条人体最大的静脉，那血就会像满脸盆泼水那样倒出来；要慢剥离，对肿瘤的轻微挤压会导致血压急剧升高，导致脑血管破裂，死亡。只见闵志廉毫不迟疑伸出两个手指，深入底部来个连根掐断，谁都没想着这么一招，手术一下子柳暗花明！
“时间就是生命，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病人就是老虎屁股也得摸！”这就是闵志廉在手术时的军人作派。
王立明今年34岁，1997年获二军大博士学位，1998年又被评上副教授，手术和科研都能独挡一面。可当年“出道”不久的他还真在主任面前“出了回丑”：一次手术难度不大，进展也还顺利，但止血钳却怎么也使不上手，手足无措的他只得把刚好在隔壁动手术的闵主任请过来“火线救急”。闵主任只稍稍调整一下钳子的角度，血管口就被“收服”了。这些手术时的小技巧，平时哪学得到！王立明笑着说，都是闵主任，他宁可我们出点“丑”，也不许我们“往后缩”。
取肾、上手术、做科研，闵志廉从来主张年轻人早些放手干。1994年报考闵主任的博士生郑军华博士是他众多弟子中的一个，一提起闵教授他就忘不了这位教授给予他研制多器官保存液过程中的帮助。当时他在研制过程中碰到了几个问题：不知应在本院研制成的保存液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一些成分，还是用已研制保存液的经验来指导多器官保存液的研究？是单存仿制，还是推陈出新？是接近还是超过世界水平？这几个问题不解决，多器官保存液的研究就寸步难行。正当他踌躇不决之时，闵教授及时以他对课题的敏感和对国际动态的关注，提出了要创新，超过世界水平的研究发展方向。经过5年的研究郑军华博士终于成功地研制了长征—1号多器官保存液，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为我国开展多脏器移植提供了有利条件。
能放手干的地方总是吸引人的。这不，去年3月，被闵志廉放飞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附属医院进修的齐隽副教授准时返院，一回来就忙着推广国外新的治疗思路和新的手术方法。“这儿有我自己的事业，何况我的‘拿来主义’建议只要硬件条件允许，闵主任就同意。”
生力军干劲足，攻坚战就好打了。去年春节前20多例手术要挤在几天里完成，朱有华、郑军华等医生连续作战三天，每天留一、两个小时打个盹儿。平时他们以全市最少的医生“对付”全市最多的病床位。迄今肾移植中心已完成了近2000例移植手术，而且人／肾一年存活率由最初的70％—50％升到现在的97％—93％；成为全国肾移植质、量“双料冠军”。凭着多项研究成果，1998年，他们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终于等到闵志廉查房结束。高个、儒雅的他言语寥寥，似乎以往的成绩、旁人的钦佩都离他甚远。说起工作上的遗憾，他却颇有感慨：
临床外科的“手法”，我们不比人家差，可医学研究方面，与国外差一大截，经济条件、实验室专门人才方面的不足影响了临床的后劲和长远发展。
不能光停留在医生个人技术上，现在到了提高手术科技含金量的时候，屏幕监视下的腔内泌尿外科应当成为我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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